万和城挂机1.1研究单元与数据来源从分行业角度，本研究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中工业这一门类，分为三个大类:采矿业、制造业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下简称水电业)。由于个别中类行业数值很小，故将部分中类行业合并成一类，文中实际上统计了33个工业中类行业数据，其中采矿业含4类，制造业含26类，水电业含3类。从分区域角度，本研究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单位，将它们依据地理相邻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分成3个区域，区域Ⅰ(浙北地区):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区域Ⅱ(浙中西部地区):绍兴市、金华市、丽水市、衢州市;区域Ⅲ(浙东沿海地区):舟山市、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由于浙江省部分县市的行政区划在2001年有所变动，对于变动县市的数据难以归类处理，因此选择2002—2012年为研究年段。文中所选取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2年《浙江统计年鉴》及主要年份各县市《统计年鉴》。
1.2研究方法泰尔T指数具有分解成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优点，常用于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该指数同时运用于衡量行业经济差异方面。综合测度浙江工业经济差异在行业之间、行业内部以及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特征及变化。
2.1分行业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在三大行业内分布很不均衡，采矿业总值仅占全省工业经济的0.3%，水电业占7.3%，而制造业占比达到92.4%。从泰尔T指数的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中可见，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上升的速度加快。其中，行业间差异贡献率较小，行业内差异是造成行业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行业内差异中，制造业内部差异明显高于采矿业和水电业。从中可以得到:“强势行业制造业、水电业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大，弱势行业采矿业的行业内差异越来越小”的特征。
2.2分地区差异演变特征2012年浙江省工业经济规模在三个区域内分布不均衡，区域Ⅲ工业总产值占全省46%，区域Ⅰ占35%，而区域Ⅱ仅占19%。通过泰尔指数按区域分解(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可知:工业经济区域总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占比小，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之势。区域Ⅱ与区域Ⅰ都有“持续下降”的特征走势，且区域Ⅰ的下降幅度比区域Ⅱ大。
3.1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工业行业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通过β趋同检验，得到表1的结果。全行业在2002—2012年期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系数b不显著)。为了了解不同时段有无发生趋同，选取了2002—2007年，2007—2012年这两个时间段做趋同检验，结果显示都没有发生趋同。这一结果与上文中泰尔指数按工业行业分解后得出的结论，即:“浙江省工业行业总体差异在2002—2012年期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是一致的。
3.2以县市为单位的工业经济增长趋势分析以县市为单位的β趋同检验中，得到2002—2012年期间全省人均工业增长率与人均工业总产值呈负相关关系(见表1)，即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趋同。为了观察区域内的工业经济趋同情况，分别测定了2002—2012年段内区域Ⅰ、区域Ⅱ、区域Ⅲ的趋同速度。区域Ⅲ中系数b不显著，即没有发生趋同现象，这与前述“区域Ⅲ内部差异没有减小”相符合。区域Ⅰ与区域Ⅱ都发生了趋同，从结果看，区域Ⅰ趋同快，区域Ⅱ趋同慢，这与上文中区域Ⅰ比区域Ⅱ泰尔指数下降幅度大的结论是一致的。由此得到“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快，而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慢”的结论。
4.1行业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演变成因，本文以33个工业中类行业为单元，以2002—2012年各行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相应的选取行业从业人口、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行业经济占比4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工业效益变化(X2)、行业发展战略(X3)、行业结构变化(X4)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见表2)，得出劳动力投入变化、工业效益变化是浙江省工业各行业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4.2区域差异变化成因分析为了综合评估浙江省工业经济区域差异演变过程中的成因，本文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基本单元，以2002—2012年工业经济平均增长率(Y)为因变量，选取工业从业人数、实际使用外资、工业经济产值占比、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总额、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人员、公路货运量、工业固定资产合计7个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代表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X1)、对外开放程度变化(X2)、产业结构变化(X3)、工业效益变化(X4)、人才技术投入变化(X5)、交通运量变化(X6)、工业发展战略(X7)。通过线性回归模型(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AC)做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空间统计中得到MoransI(error)是显著的，验证了浙江省工业经济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因此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更为合理。根据Anselin提出的判别准则可以判定空间误差模型(SAC)是更适合的模型(由于篇幅有限，具体数值略)，基于此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近年来浙江工业经济时空演变主要受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战略的显著影响。(1)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劳动力是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因此工业劳动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业经济的发展。从各县域的工业劳动力投入对比图中(图1)，可以看出增长较快的主要集中在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发展较快的区域Ⅰ、区域Ⅲ则增长慢。总的来说工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一方面很多工业企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使得欠发达地区工业劳动力投入加大，由此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工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对中高端技术人员的需求加大，对数量庞大的低端劳动力需求减小，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呈跨越式发展，需要低端劳动力的投入。(2)产业结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是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变化的内在推力。在经济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随之工业经济比重下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发展经济，工业经济进程加快，因此工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本研究选取了2012年对2002年的工业增加值占总GDP比重的增长率进行画图对比，结果显示(见图2)增长率的高低与工业经济规模分布也呈相反态势。这也是浙江工业经济发生趋同的主要原因。(3)工业发展战略。浙江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尤其是在缩小地区间工业经济差异上，对工业欠发达地区一直是实行鼓励政策。这些政策环境为缩小区域差异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通过对各个县域的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从2002年到2012年增长率的考察(见图3)，可见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区域Ⅱ中工业落后地区;而工业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县市工业固定资产增长缓慢，总的来说工业固定资产增长趋势与工业经济规模有相反的态势，这对浙江工业经济总体差异减小有很好的说明。
(1)工业各行业没有发生趋同现象，行业总差异扩大，其中行业内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制造业内部差异显著高于采矿业和水电业的内部差异，且呈现出“强势行业制造业内部差异越来越大，弱势行业采矿业与水电业内部差异越来越小”的特征。可见浙江制造业的发展很不均衡，应引起重视。(2)工业经济区域总体差异收敛，但收敛速度放缓。其中区域内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来源，三个区域中浙东沿海地区(区域Ⅲ)内部差异最大，且没有逐年缩小趋势;浙北地区(区域Ⅰ)与浙中西部地区(区域Ⅱ)的内部差异均缩小，但浙北地区的速度更快。β趋同检验结果与泰尔指数变化一致，呈现出“区域内差异小的区域趋同速度快，区域内差异大的区域趋同速度慢”的特征。可见浙江省工业经济呈现的空间分异现象会在长时间内存在，缩小浙东沿海地区的内部差异是关键。(3)引致工业经济行业差异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和工业效益变化，行业间趋同快慢现象与行业内劳动力、盈利模式的频繁交流有关。而引致区域差异变化与增长趋同的因素主要集中于工业劳动力投入变化、产业结构变化、工业发展战略等条件的变化上，可见区域间趋同快慢现象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劳动力、产业结构与政府决策。结合以上结论，为尽快建立浙江省乃至中国较为均衡的工业经济发展秩序，打破不平衡的行业差异及空间差异，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1)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由于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链较短，产品深加工滞后，故应将落后产业向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链升级，并大力发展关联产业，普遍延长产业链，实现工业纵向一体化发展;而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工业各部门发展齐全，但没有利用产业链来合理安排上下游产业，企业之间集而不聚，因此这些地区可以加强关联产业发展，充分利用产业链来调整产业布局。(2)明确不同地区工业经济发展差异的状况，针对不同的“域情”，在不违背共性制度的情况下下实施差异化的政策，即实现政策创新。不同区域在不同的大环境下工业经济的发展潜力各不相同，因此要实施不同的优惠、扶持政策，在因地制宜的原则下培育工业落后地区优势产业，例如推行“一县一品”、“一县多品”的区域特色经济战略，推进地区的产业集聚，加速工业经济发展。(3)推动城市化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实现多极发展模式。城市是工业经济发展的载体，因此工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化发展的差异，而培育新的中心城市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是均衡发展工业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十二五”机械工业整体发展规划中，将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技术列入我国工业整体发展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并且明确指出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应该制定绿色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并坚持以此目标为指导和发展的方向，促进工业生产的清洁性和环保性，并且为最终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做出不懈的努力。由此我们能够看出，绿色化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必然发展趋势。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在给世界带来新的发展动力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近些年来，许多大型工业企业的建立和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的自然资源不断减少，并且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不仅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与我国“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的理念相背离的。因此，若想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就要解决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绿色化发展来带动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决定了机械制造安装企业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的必然性。
新时期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发展的整体目标不再是单纯的以获取经济效益为准则，而是要保证其在不浪费自然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再去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加之近年来我国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市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一个机械制造安装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绿色化发展程度来决定的。简单来说，也就是一个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绿色化发展水平越高，其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就越强。因此可以说，新时期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发展目标决定了其不得不朝着绿色化发展趋势的方向发展。
近些年来，国际化机械制造企业的水平不断的加快，不论是在机械制造的专业化、智能化、服务化和绿色化方面，都要比我国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发展程度高，这就给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每个企业在发展中都不可能只是满足于在国内的发展，都会对进军国际市场抱着一定的愿望，而国际化机械制造水平的高度，很好的为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它们为了追赶甚至赶超国际水平，会不断的进行技术的革新和新技术的研发，并且使自身不断谋求绿色化的发展趋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若想实现绿色化发展，首先就要树立起绿色化发展的理念，这是开展一切绿色化建设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绿色化发展理念，才能促进机械制造安装企业不断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努力寻找实现绿色化发展的途径，并最终实现企业的绿色化发展模式。
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通常是衡量其能否长远发展的重要指标。因此，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若想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要不断进行科技的创新，研究开发出更加先进、更加智能的绿色化装备，并用这些绿色化的装备来充实企业本身。这不仅会促使机械制造安装企业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同时还会推动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实现绿色化发展趋势的前进步伐，不断促进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机械制造安装企业在进行生产制造的过程中，要始终秉承着资源节约的生产原则，在保证工艺质量的基础之上，要尽可能的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对还可利用的工业废弃物应该进行加工处理，将其变成可利用的资源，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程度。这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节约资源，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其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的绿色化发展趋势，并最终实现自然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的机械制造安装企业必须树立起绿色化发展趋势的理念，将企业的绿色化发展趋势作为企业的整体目标，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生产技术的创新和对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促进我国机械制造安装企业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生产过程和生产目的的绿色化。
[1] 王世敬，温筠.现代机械制造技术及其发展趋势[J].石油机械，2009（11）.
[2] 宁，钟康民，戴晓兰.绿色化与智能化：基于温度敏感材料的机电液集成式夹紧装置[D].全国高等学校制造自动化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2008.
成渝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的两大支点，其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更是成为这两大经济区发展的重点产业。成渝、关中-天水两大经济区制造业结构的趋同或趋异一直是其竞争关系与合作关系的分水岭。在两大经济区制造业的发展中，存在很多相同或重复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使得两大经济区在制造业的结构上表现出趋同；但从其重点发展的具体产业上，两大经济区又由于自身发展条件的优势和劣势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这又使得两大经济区表现为趋异。若两大经济区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趋同，则在西部的发展中将会形成经济区之间的竞争，这就会阻碍双方的发展；若两大经济区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趋异，则在西部的发展中将会形成经济区之间的互补，会促进双方的发展。所以，两大经济区制造业的趋同或趋异是分析两大经济区在西部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的重要部分。
成渝经济区工业基础较好、科技实力雄厚、资源匹配较好，拥有丰富的水能、天然气和生物矿藏资源。因此重点发展的制造业有：以发电设备、石油钻采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以水电、天然气和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核技术和航空航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为了发展成为带动和支撑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高地，成渝经济区重点发展能源及化学工业、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着力培育新的支柱产业，努力改变工业支撑比较单一的局面。引导加工业与农业、制造业与生产业、能源工业与矿产资源加工业的紧密联结，形成相互支撑和促进的跨领域链条式发展模式，构筑带动和支撑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高地。
而关中-天水经济区是我国西部智力资源最密集地区。仅关中地区就有4个部级开发区和2个省级开发区，集中了3个部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13个省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因此，产业发展方向是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和先进制造业基地[1]。首先，关中-天水经济区围绕集约化农业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光机电一体化和生物医药技术等重点领域，建立一批相关的重点实验室和技术中心，开发一批附加值高和市场容量大的战略产品。其次，关中-天水经济区有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以及以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为特色的产业体系，拥有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有色冶金、医药、纺织、果业以及畜牧等优势产业，成为陕西省乃至西北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发动机[2]。在制造业重点产业中，成渝经济区和关中-天水经济区有着明显的差异。
两大经济区的制造业发展依赖于其特有资源，使其在重点发展产业上的趋异现象成为必然。两大经济区依托不同的资源和技术发展制造业，使得两大经济区的制造业共同发展的同时也相互区别，避开产业竞争，形成产业结构趋异。
成渝经济区具有较大的区位优势。其中，重庆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拥有我国第一个内陆保税港区和第一个“水港+空港”双功能的保税港区；而成都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是西部各种要素和商品的重要集散地，是云贵藏青甘等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3]。在我国实施的沿海、沿江的“T”字形国土开发战略中，成渝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遥相呼应[4]，在我国东中西互动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着承接传递的作用，这就奠定了成渝经济区承接东西的基础。
在空间结构的视点下，两大经济区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不同的重点优势，成渝经济区可以通过与长江三角的联系来促进发展，从而带动周边经济；而关中-天水经济区可以以西北、华北和中部地区作为主要方向来促进经济繁荣，这也是形成两大经济区制造业结构趋异的重要原因。
两大经济区在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都重点推进各经济区内的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不断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成渝经济区有部级高新区3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6个，省级开发区63个；关中-天水经济区有部级开发区4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个，省级开发区15个。但各重点开发区的主要产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异同。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和产业主体,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都把制造业发展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增长率稳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增加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我国来自制造业的财政收入也在50%以上,制造业创造了我国接近3/4的外汇收入。但是,在我国成长为制造大国的同时,并没有水到渠成地成为制造强国,相反,我国制造业发展已经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其粗放发展模式面临着现实挑战。本文将对影响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外因素进行趋势和结构分析,并对其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能源资源危机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受到来自外部环境三个明显趋势的影响。
敏捷制造是制造企业通过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人力、资财、技术、管理经验等各类资源的快速配置,以最快方式响应用户个性化需求,以最节约资源的方式完成产品产销、体现生产价值的制造过程。敏捷制造的核心是制造企业凭借信息技术对现代复杂、动态环境的高度适应与应变,体现了企业的综合生存发展能力,贯穿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个性营销的全流程。
目前,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也给制造业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增添了具有颠覆意义的新活力,在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装备、营销管理等各个环节信息技术都与传统的制造技术进行了对接和融合,当代制造业的新貌正在凭借信息技术被日益清晰地刻画出来。在制造业的研发设计技术方面,表现出从单项技术突破向异地设计、系统仿真、整体规划、虚拟装配、数控加工、质量检测等的集成化、虚拟化趋势;在制造业的生产装备技术方面,表现出能够极大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和生产精细程度的智能化、精准化趋势;在制造业的企业营销管理方面,表现出依托计算机网络而形成的个性化、网络化趋势。所有这些趋势,经与当代日益个性化的市场需求相适应,塑造出了制造业整体发展的敏捷制造总趋势。
制造业在本质上是一个由人类主导进行的物质资源形态转化过程,人们将自然资源加工制造成可用于自己生产、消费的各类产品,所以,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是制造业生存发展的前提,自然资源供应是任何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天然约束。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煤荒”、“电荒”、“油荒”等时有所闻,资源紧缺问题已经日益影响到了我国制造业乃至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制造业发展已经接近了资源供应的刚性约束边界。资料表明,我国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土地资源十分紧缺;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以2006年的消费水平计算,石油剩余可采储量可供使用6.38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0年,天然气可使用44.04年,世界平均水平为70年;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矿产资源总量的12%,人均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 %,属于矿产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加上我国制造业一直以来是“高消耗、高产出、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资源瓶颈效应十分突出[1]。
目前,资源约束压力已经迫使世界各国制造业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循环制造便是制造业转变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趋势[2]。以日本为例,通过推进循环型社会(即控制消耗天然资源,尽量减轻环境负荷的社会)建设,确立了新的废弃者责任(扔掉废弃物的人应承担对废弃物进行诸如分类等适当处理的责任)和生产者责任(生产者对于用过的其生产的产品,当产品废弃后要承担对该产品进行再利用、再商品化和处置的责任))理念,并用立法形式加以强化,有效促进了传统制造业向循环制造的升级。此外,在环保化呼声日益高涨的当代,循环制造也是绿色制造的有效实现形式。
自20世纪后期开始,随着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统治世界经济200多年的工业经济旧貌正在面临着时代变革,世界经济越来越体现出服务经济的特征。就工业经济的核心支柱――制造业而言,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它与现代服务业的日益融合,尤其是生产业的创新发展,使传统制造业的价值链中心环节开始由“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生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基于产业或价值链的分工关系,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共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的产业边界已经模糊。
事实上,生产业的创新发展(如外购、分包等)不仅促进了本产业、本部门的价值增长,而且也内在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生产业作为一种过程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黏合剂、推动力。资料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重心就开始转向了服务业,服务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在不断加大,1980―2005年期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6%上升到68%,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1%,中等发达国家达到61%,低收入国家达到43%。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趋势明显,生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3],信息技术和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趋势十分显著。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和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制约发展的内在矛盾。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伴随着全球制造中心从发达国家向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一大批制造业企业日益成长壮大,一些特色制造产业集聚区逐步形成,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我国制造的多种产品在产量上位居世界第一,出口到全球各地,2007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受到来自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产业升级发展的内在规律看,尤其是得不到来自生产业快速发展的充分支持,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按照产业结构的一般演进规律,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三大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曲线呈现一种“哑铃型”态势,即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相对于很低的工业化水平,服务业比重比较高;随着工业化水平提升,服务业比重会有所下降;之后随着服务业自身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所占比重将再次升高。目前,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在GDP 中所占比重高达70% 以上,而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我国,服务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仍然是“配角”,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生产业的滞后,对我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直接形成负面影响,尽管在我国制造业的一些领域中,许多产品在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已经具有相当国际竞争力,但由于“产前”、“产后”服务业领域的低效率,使产品的整体市场竞争力受到抑制,制造业快速扩张与生产业迟滞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明显[4]。
以我国制造业的各个领域或各个企业、产品为分析界面,可以发现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我国许多制造业领域、企业的竞争优势更多地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也就是“微笑曲线”的中部,附加价值低,缺乏产业话语权,不仅受制于“微笑曲线”左、右两部分的研发和营销,而且对国外现成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这种状况难以支持企业自身的持续发展,处于国际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当前世界制造业的利润低,全球制造基本供过于求,因此,制造业企业的赢利与竞争趋势必然是打破所处“微笑曲线”中段位置的获利低位,向左端或右端的获利高位寻求发展。
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看,在国际制造中心向我国转移和制造企业按照价值链进行全球水平分工的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目前产业分工格局中处于高端位置,它们转移出去的主要是传统制造业,留下的主要是现代制造业,尤其是与现代服务业紧密结合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作为制造业转移的接受地,我国改革初期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良好初衷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我国制造业对价值链低端环节依赖与制造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所以,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前世界制造业日益呈现出知识化、信息化、服务化特征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应该依循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和知识密集的发展方向,尽快摆脱“三来一补”、代工贴牌等旧有模式,强化制造业的创新和服务意识,突破对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依赖,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推进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如前所述,无论是我国的制造业还是生产业,经过30年改革开放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这种成就主要是基于自身产业成长的纵向对比,就生产业而言,影响其发展的深层思想认识原因仍然广泛存在,由于受到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重消费轻生产”的观念影响,很多人仍然把服务业看成是商业、餐饮业、旅游业、运输业等传统服务行业的简单集合,只见服务业的消费特性,不见服务业的生产特性,或是对生产业认识不足,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生产业的有效发展,进而也影响到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我国制造业健康、持续发展,还必须要有相应的充分且完善的制度安排。制造业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微观层面的制造业企业的具体运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制造业企业会根据资源约束条件的变化,也根据政府制度供应的情况,在企业盈利目的的驱动下,理性进行投入、产出比较,自觉实现自身的持续发展。在我国,随着向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制造业的旧有制度环境也需要得到优化,一是加强有利于各种企业平等进入制造业并进行有效竞争的制度供应,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量;二是加强促进环境保护与技术创新政策的供应,使科技进步能够朝着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方向迈进;三是推出和完善循环经济立法、引导发展绿色制造,实现资源的循环、高效、清洁利用,保障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更好完成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制造业以人为本的核心竞争力培育首当其冲。人才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以人为本的创新发展道路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根本保证,没有大量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员和职业技术人员,制造业的任何发展都会流于空谈,只有把人才资源当做竞争制胜的第一资源,给予高度重视,引导高学历、高技术人才向制造业的流动,充分激发和挖掘人的个性化潜能,主动适应全球制造业市场对技术、管理人员的综合化、国际化、创新化要求,才能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原来的劳动力优势向技术创新人才与经营管理人才优势的转变,进而形成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走向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的附加值高端,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更进一步,我国制造业以人为本的核心竞争力培育战略实施,不仅表现在上述制造业对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上,更表现在全社会对制造业人才的培养上,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都建有完善的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和职业教育等在内的多层次管理和技术人才培养体系,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持;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也需要源源不断地培养大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现代管理知识和能力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大批熟练掌握先进制造理念、工艺和技能的高级技术人员,通过他们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形成并不断强化我国制造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已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的跨越,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众多客观外部条件约束和内部结构升级压力,我国制造业各领域的发展已经基于市场力量的调节出现了领域、行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制造业的优势领域、行业正在形成崛起,一些丧失市场竞争能力的领域、行业也正在被淘汰,出于对市场力量的敬畏与遵从,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推行制造业全领域的齐头并进和全面领先。目前,我国的制造业的发展既要有效发挥市场的内在驱动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政策引导和扶持作用,就产业整体而言,国家要尽早明确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关注领域和一般领域,在政策供应上给予区别对待,引导形成在全球制造业范围内的比较优势领域和行业龙头地位,正如美国的飞机研造、德国的运输机械研造、日本的电气机械研造等等一样,我国也应在明晰的国家政策扶持战略引导下,形成自己制造业的特色和领域绝对优势。事实上,我国在这一方面已有行动,比如,2006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就确立了16项装备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等部门正在逐项研究进口关税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但这还不够,就我国制造来整体来说,国家应尽早出台总体发展规划,详尽描绘基于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与前景,以明确细致的国家政策扶持引领我国制造业健康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事实表明,服务业,特别是高技术含量、高知识含量、高附加值的生产业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动力,发达国有的服务业就业劳动力已经占到总就业劳动力的60%以上,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对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等具有重要意义[5]。如前文所述,由于制造业与生产业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持关系,也由于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总体上呈现利润递减趋势,而知识密集型生产业则呈现利润递增趋势,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良性互动的产业集群战略本质上就是对人类社会由工业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转变大趋势的适应,也是对多重产业集群这一世界性经济发展新趋势的适应。多重产业集群会在集群内部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降低创新成本,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更快转移与扩散。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的形成,应该建立在对世界经济及产业发展形势的客观研判基础之上,“跳出制造业规划制造业”,将产业竞争的重点从产品制造转向客户服务,以提高并保障我国制造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日益变成一张以经济、信息、技术乃至政治为连接纽带的庞大关系网络,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国家地区的产业和产业企业,都成为这个网络上的结点,它们彼此之间既紧密关联又相互制约;任何国家地区的既有优势、既有优势产业及产业领域现状,都是特定时段各方面力量的动态平衡,各产业及产业企业的存在合理性只在于其社会价值的创造,维护发展这种合理性的战略手段已经不再是打击对手能力、削弱对手实力、蚕食对手市场的传统竞争,而是竞争合作,即为竞争而合作,靠合作来竞争。这种全新的竞合理念,日益成为引导21世纪产业领域和产业企业实现资源全面共享的首选战略。竞合战略,亦即通过与竞争对手合作来获得竞争优势或战略价值的战略,其实质不仅是要实现产业或产业企业的优势要素互补,同时增强竞争双方的实力,而且是要通过战略实施,促进产业或产业企业的动态市场竞争地位形成,在正视竞争对手存在并认可其存在价值的同时,通过与竞争者的合作将共同拥有的市场持续做大,实现对产业市场的共享和在产业发展中的共赢。我国制造业及制造业企业要想做强做大,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主动迎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学会与全球竞争者的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合作中发展,赢得自己在世界制造业市场中的应有位置。
[3] 代中强.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互动关系――来自长三角的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08,(04):22-29.
[5] 但斌,钱文华,刘利华.生产业的集成化发展战略与实施策略[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02):97-99.
[作者简介]陈丽新(1967―),男,甘肃环县人,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重庆工商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企业管理、公司战略等。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00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5.1％，到2007年的时候，下降到11.3％，因此，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逐年地下降，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
在2000年，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5.9％，到2007年的时候，上升到了48.6％；与此相反的是，第三产业比重在2002年到达最高比重41.5％以后，在逐年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不大，但是这是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
根据表1画出图1，可以鲜明地看到：近年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幅度较大，而第三产业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因此，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依然是依靠工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为了进一步地分析我国第三产业内各产业的变化趋势，本文根据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画出了第三产业内各行业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图。观察1978～2007年期间整个第三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可以发现，在1993年以后，各行业的比重变化趋势趋于平稳，因此1993年以后，我国的经济结构比较稳定。
从1993年以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的比重基本上在逐年地下降，这些行业是传统的第三产业，它们产值的下降也是合理的，符合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调整规律。
“其他行业”的比重在1993年以后逐年上升，不过在2003年以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因此，我国的产业结构在2003年以后没有进一步向更好的产业结构模式转变。“其他行业”在第三产业中是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些新兴的服务业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之前，首先对我国各行业的就业趋势做分析，然后再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各行业就业的影响。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见图3。
1993年以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1993～2002年的十年中，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在逐年地下降，但是从2003年以后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从1978～2007年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在逐年地上升，而且上升非常地平稳，最近5年内也基本保持了1993～2003年期间的增长势头。因此总的看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来自于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的减少，也可以认为近年来农村劳动力还是主要转移到了城市第二产业。
由于我国2002年的统计年鉴对统计口径进行了调整，2003～2007年的数据和行业的划分都不同于以往的年份。根据我国2003～2007年的统计年鉴，得出我国最近五年的各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
在2003年调整口径之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行业有：教育、交通运输、仓储、批发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批发、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
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有：制造业、建筑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上升幅度最大，有近4个百分点，房地产上升幅度也较大，有近3个百分点。其他行业上升幅度都非常小，在1～2个百分点左右。
就业基本保持不变的行业有：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采矿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在2003年调整口径之后，各行业的就业比重的排序是：制造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金融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其中制造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六个行业所占的比重最大，近66％，因此传统产业的就业比重最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有的行业的生产总值很大，但是就业的比重却比较小，有的行业的生产总值的比重比较小，而就业的比重相对较大。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到底应该用那个指标来衡量就业需求量的大小呢，以生产总值还是以就业量呢?
不同行业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技术水平是不一样的，为了准确地衡量各行业的就业大小，我们应该使用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来衡量。本文使用各行业1亿元产值需要的就业人员(1人／亿元)来衡量不同行业的就业带动力。用公式表示为：
如果1亿元产值Li需要的就业人员比较多，那么，该行业的生产总值越大，对就业的带动力就越强。从图4、5可以看到，我国三次产业单位产值的就业需求量从1978年以来逐步下降，特别是1993年以来三次产业的就业带动能力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图形可以看到，第二产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部门，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与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因此，第二产业的劳动报酬相对较高，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不愿意向第三产业转移，富余的第一产业劳动力在转移的时候，也会优先考虑第二产业，因为其回报率较高。
从就业结构的偏离系数来看，第一产业的偏离系数是负数，而且绝对值越来越大，特别是2003年以后，偏离系数越来越偏离x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第二、三产业的偏离度下降较大，如果仅仅从这一点观察，可以认为我国的就业结构是越来越合理了。但是，第三产业的曲线在第二产业曲线之下，而且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距离没有缩小的趋势。
2003年后，房地产业结构偏离度最高，但是除了房地产以外，其他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偏离系数都非常低，这说明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没有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服务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首先,表现在服务业规模扩大、比重提高,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步提高上。2007年,我国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4%,按照当年价格计算比1978年的872.5亿元,增长了100倍还多。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毕业论文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79年的23.9%提高到2006年的39.4%。其次,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猛增到2006年底的24614万人,净增加从业人数19724万人,大大高于同期第二产业平均每年增加439万个就业岗位的水平,充分体现了服务业就业弹性高的特点。
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部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科技进步等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国际服务贸易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升级,像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在服务贸易进出口中的比重大大提高。
从长远来看,如果我国服务企业不注重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现有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国际化而丧失殆尽,甚至转变为“比较劣势”。要合理规划和安排服务业发展的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在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密集型服务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分阶段有重点地发展高层次的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使服务业产业内部结构逐步优化,趋于合理,使服务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1.服务贸易发展的自由化趋势。商务部世贸司司长张向晨曾撰文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前四年以来,中国认真履行了各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在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建筑、分销等在内的众多服务部门,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提高。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了100多个,占62.5%,服务贸易部门开放程度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预计随着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国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的进一步履行,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服务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也给了中国服务业一个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2.服务贸易发展的加速化趋势。自从加入WTO以来,由于中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82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近16%,为全球平均增长水平的两倍,出口世界排名从第28位上升到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期GDP的平均增长率,高于同期商品贸易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快,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到201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四千亿美元的发展目标。
3.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平衡化趋势。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结构方面。一些传统服务产业所占比重过大,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服务业所占比例则很低。从1996～2005年,我国服务出口总额中旅游一直居于首位,到2005年,我国实现旅游出口293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近40%。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基础的一些新兴服务业则明显较弱。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传统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兴服务业才刚刚开始发展,比重较小。
4.服务贸易发展的高科技化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知识化和高科技化特征。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营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高新科技的发展,不仅使得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地高科技化,也使很多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服务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装。
近几年,国内建筑行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与之发展并行的建筑装饰行业也随之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建筑装饰施工技术在科技与环保理念的引导下,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末,国内的装饰施工技术已经接近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是在持续发展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使得装饰施工技术始终徘徊在以国内领先的水平为标准的阶段停滞不前,导致国内装饰行业的发展缓慢。
进入21世纪,装饰行业的企业市场意识不断增强,针对国内日益提高的工业建筑的需求标准,企业将目光放在了国外先进的技术上,引进和实践了先进的施工技术。如:背栓系列、石材干挂技术、组合式单体幕墙技术、点式幕墙技术、金属幕墙技术、微晶玻璃与陶瓷复合技术、木制品部品集成技术、石材毛面铺设整体研磨等。这样的推动,使高科技元素在装饰行业不断涌现,许多工业产品直接在装饰工程中应用,金属材料装饰、玻璃制品的装饰、复合性材料的装饰、木制品部品集成装饰等技术的出现,从本质上改变了装饰施工,其时代感强,产品精度高,工程质量好,施工工期短,无污染的优点使它们在装饰施工中得到更多展示机会。这些先进的装饰材料和施工技术,在工业建筑中也起到了很好的工业生产的要求。
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可占用空间的减小,为了获得更大更优的居住条件,高层建筑发展成为必然;为了满足高层建筑对工艺的要求,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建筑施工中。清水混凝土技术是现浇钢筋混凝土技术中的一项新技术,它是将原始浇筑面直接作为装饰性表面的混凝土,质朴自然,体现出人类回归自然的追求理念。
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建筑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只为了居住性和生产适用性,而且还要求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让建筑呈现出艺术美感。标志性的住宅和工业建筑也成了人们追求的方向,为了达到艺术效果,建筑施工中对混凝土施工技术的要求就提高了。为了使建筑的艺术感和实用性都能得到体现,我国建筑行业的专家研究出了钢纤维砼。钢纤维砼是在普通砼中掺入适量钢纤维经拌合而成的一种复合材料,它不仅能改善砼抗拉强度低的缺点,而且能增强砼构件的抗剪、抗裂能力、耐久能力,能使脆性砼具有较好的延性特征。另外,钢纤维砼具有较好的能量吸收能力,因而它使构件具有优良的抗冲击能力,对于结构抗震性有极大改善。钢纤维砼的应用,是混凝土施工技术中的一项突破,它弥补了建筑施工中建筑材料抗拉能力不足的问题,推动了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
防水混凝土结构是指以本身的密实性而具有一定防水能力的整体式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它兼有承重、围护和抗渗的功能,还可满足一定的耐冻融及耐侵蚀要求。与卷材防水层等相比,防水混凝土结构具有材料来源广泛、工艺操作简便、改善劳动条件、缩短施工工期、节约工程造价、检查维修方便等优点,在工业建筑中经常采用。
运用防水材料达到防水效果的传统作业方式是沥青防水,现在通过科研专家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高分子卷材、新型防水涂料、密封膏等高效弹性防水作业。防水施工在向冷作业方向发展,综合机械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新型防水材料的应用以水泥基渗透非结晶型防水材料为例,它是以高强度水泥为载体,经特有活性物质和微硅粉改性而成,以此为基础,我们已经开发了聚合物改性水泥基渗透非结晶型防水涂料、混凝土外加剂、结构修补砂浆等多种产品。
以最小的代价谋求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的最大化,是现代建筑技术活动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规范下,现代建筑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趋势。剖析和揭示这些发展趋势有助于认识和推动建筑技术的进步。
新技术革命成果向建筑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渗透,是技术运动的现代特征,是建筑技术高技术化发展的基本形式。这种渗透推动着建筑技术体系内涵与外延的迅速拓展,出现了结构精密化、功能多元化、布局集约化、驱动电力化、操作机械化、控制智能化、运转长寿化的高新技术化发展趋势。建材技术向高技术指标、构件化、多功能建筑材料方向发展。在这种发展趋势中,工业建筑的施工技术也随之向着高科技方向发展,利用更加先进的施工技术,使整个施工过程合理化、高效化是工业建筑施工的核心理念。
生态化促使建材技术向着开发高质量、低消耗、长寿命、高性能、生产与废弃后的降解过程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建筑材料方向发展;要求建筑设计目标、设计过程以及建筑工程的未来运行,都必须考虑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尽量选用低污染、耗能少的建筑材料与技术设备,提高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力求使建筑物与周围生态环境和谐一致。在这样的趋势中,建筑的灵活性将成为工业建筑施工技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使用高科技材料的同时也要有助于周围生态的和谐发展,另外在建筑使用价值结束后建筑的本身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要在建筑施工的考虑之中。
工业化是现代建筑业的发展方向。它力图把互换性和流水线引入到建筑活动,以准化、工厂化的成套技术改造建筑业的传统生产方式。从建筑构件到外部脚手架等都可以由工业生产完成,标准化的实施带来建筑的高效率,为今后的工业建筑施工技术的统一化提供了可能。
工业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多方面因素有关,但是最终的方向取决于生产的需求、科技的进步、生态的需求。满足这样需求的建筑施工技术才能够为工业建筑更好的服务。工业建筑的施工技术的发展将向着高科技和统一化的趋势发展。
[1]杨嗣信、吴琏. 我国钢筋工程施工现状及其发展[J].建筑技术,2006(05)
[2]李久林、杨俊锋、杨庆德等.国家体育场(鸟巢)工程施工新技术综述[J].建筑技术,2008(07)
[3]马维生.我国建筑施工技术的发展概况[J].经济管理,2009(05)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策如果用过了头就可能引发通货紧缩。目前，美、日的货币政策已经转向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缓通货紧缩压力为主。在当前全球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下，随着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逐渐趋于宽松，较低的利率水平和不断扩大的货币供应量，不仅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也有助于缓解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从中长期看，只要全球货币供应量能够保持适度增长，就不大可能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
